耕读趣说:学林轶事

同是出生于东南亚的海外土生华人,辜鸿铭和林文庆不管是在其出生地还是在西方社会,都享有很高的声誉,如果对二人的人生道路作一比较,会发现他们有着极为相似的生活学术经历和思想心路历程。

其一,他们都是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土生华人。辜鸿铭于1857年诞生于槟城,林文庆于1869年诞生于新加坡,而当时的槟城和新加坡是组成英国直辖殖民地——海峡殖民地三州府中最重要的二州府(另一州府为马六甲)。

其二,作为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,他们拥有共同的峇峇身份。峇峇不同于“新客”移民,是早期下南洋的华人与当地土著妇女婚配后的混血后裔,在马来亚被当成一个新人种。峇峇本是远离祖国的一个特殊族群,这使之极易产生两极分化:当大部分峇峇对祖国日渐陌生时,少数峇峇因各种原因对祖国产生了走向另一极端的感情。辜鸿铭和林文庆就是这一极端人群中的典型代表。

其三,他们都接受西方教育,先后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,成人后幡然醒悟,认可自己的“汉人”身份,转而发愤学习中华文化,返回中国并长期服务于中国。辜鸿铭担任张之洞幕僚长达20年;林文庆先是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,继而辅佐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,后推却了孙中山请他出任外交部长的邀约,接受陈嘉庚邀请,到当时颇为荒凉的厦门海滩上创建厦门大学并担任校长长达16年之久。

其四,他们都是中国近现代为数不多、熟知中国传统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。辜鸿铭翻译了“四书”中的三部: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,林文庆则翻译了屈原的《离骚》。他们都有大量西文著作:辜鸿铭著有《中国的牛津运动》和《中国人的精神》等,林文庆则出版了《从内部看中国之危机》、《从儒家观点看世界大战》、《东方生活的悲剧》、《中国文化要义》等。他们积极向西方人介绍和宣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,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,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的“圣人”。

其五,面对“新文化运动”的猛烈冲击,他们同是“旧文化”的捍卫、守护者,因而也都是新文化运动闯将急欲打倒的对象。新文化运动闯将先后送给辜鸿铭三顶帽子:“君主论者”(陈独秀)、“复辟论者”(蔡元培)和“久假不归者”(胡适)。至于林文庆,则成为鲁迅口中“尊孔的”“孔教徒”。

不过,二人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之处。

二人虽同属守旧,但其程度及态度迥然有异。辜鸿铭可谓凡古皆好,就连旧传统中明显的糟粕亦视为珍宝,譬如他对三寸金莲的嗜好及对多妻制的崇拜、在民国以后仍坚持保留脑后的那根小辫子等。林文庆则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3年即1898年,就割掉了那条象征奴性的“头综”,还在新加坡保守的华人社会中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剪辫子运动!

林文庆虽守旧而不保守,还曾撰文批判辜鸿铭的保守。他是新加坡有名的社会改革家,却在新马发起并领导了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“孔教复兴运动”。他坚持儒家,但不迷信儒家,曾劝导人们要改革、简化慎终追远的丧葬仪式。他在以儒家思想和圣人之言熏陶厦门大学莘莘学子的同时,把厦门大学建设成知名大学,“与北京大学被公推为是文史哲特长的大学、东南大学被公推为是经济和教育特长的大学一样,厦门大学被公推为理科特长的大学,从而一举奠定了厦大在全国大学中的重要地位”。

辜鸿铭在地处文化中心的北大任教,周边大家如云,当时许多名人学者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关于他好或不好的记录。林文庆身处地域偏僻、文化落后的厦门,自然丧失了许多与当时文人学者频繁交往的机会。后期因厦大财务危机,林文庆不得不频频往返于厦门和南京、厦门和福州乃至厦门和南洋之间筹款,与林文庆打交道的多为政客与商人。

人们记住的辜鸿铭,首先是其“怪”和“保守的小辫子”,其后是他的著作和思想。而林文庆生前撰写的大量文章著作,不是躺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故纸堆里,就是被束之高阁收藏在新加坡的图书馆中。一般的文人学者,根本无法知晓他的存在。就目前而言,国内学界中,大概只有那些研究鲁迅的学者曾听说过林文庆的名字,在鲁迅研究者的眼中,林文庆被视为一个反历史潮流的“小丑”。或许,我们倒可以认可鲁迅对林文庆“尊孔的”“孔教徒”的描述,这反而是一种基于事实的客观说明。如今,辜鸿铭早已位列中国近代文化名人的行列,而林文庆尽管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学校长,亲手参与创办并全程主掌私立厦门大学长达16年,却因种种原因早已被中国人所遗忘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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