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文欣赏:聂作平的《长风万里:李白的人生地理(中)》

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将在以后的岁月里,一次次地回想起李白,回想起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书剑飘零的流金岁月。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朋友的诗,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,首推写李白者。多年以后,杜甫在历经了“朝叩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”的人世辛酸后,头发花白了,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。

长风万里——李白的人生地理(中)

美文欣赏:聂作平的《长风万里:李白的人生地理(中)》

  大型秦腔新编历史剧《李白长安行》首演现场。该剧是首个以“李白”为主角的秦腔剧目,讲述了诗人李白第二次进入长安之后的故事。

新华社资料片(记者刘潇摄)

漫游:

大道如青天,我独不得出

  云雾像被水打湿的棉被,厚厚地裹住了终南山和山间的别墅。偌大的别墅里,只有几个看守的老仆。唯一的客人是李白。面对没完没了的雨水,惆怅与焦急在李白心底潜滋暗长。

 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天下知名的女冠——女道士。当然,也可以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血统高贵的公主。因为,女冠和公主就是同一个人。

  李唐重道教,自认是道家先辈李耳后裔。公主中间,就有不少人痴迷于修道,甚至出家做道士。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,与唐玄宗同父同母,地位显赫。年轻时,玉真受道于括苍山道士叶公,玄宗下令为她修建了庞大的道观,后来赐号持盈法师。终南山中的别墅,就是玉真公主众多修道场所之一。

  李白从安陆来到长安,拿着许氏的信,找到许家一位远亲。远亲官太小,心有余而力不足,他给李白出主意说,宰相张说热心举荐人才,不妨找找他。张说身居高位,文章驰名天下,受封为燕国公,与许国公苏颋——就是李白在成都干谒那位——齐名,人称燕许大手笔。李白精心制作了一张名片去张府,已经64岁的张说一看名片就无比好奇:海上钓鳌客。

  张说让仆人把李白带进去,问他,你要钓鳌,请问用什么做线?用什么作钩?

  李白侃侃而谈,回答说以虹霓为线,以明月为钩。

  张说又问,用什么为饵?李白答,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。

  这番对话很符合李白好为惊人语的性格,张说似乎对他印象还不坏,虽然没有举荐他,但把儿子张垍介绍给了他。张垍不仅是相门公子,还是玄宗皇帝的驸马。

  张垍向李白说起了玉真公主,那个热心修道同时也热爱文艺的神秘女子——她十分喜欢王维的诗,王维借助她的力荐,一举中了状元。对这些京城往事,远在安陆的李白肯定知道的。

  所以,当张垍把他送到玉真公主在终南山的别墅时,李白充满期待,他甚至能感觉得到,那条通天的彩虹正在降临人间,他即将跨上彩虹,一步登天——从年轻时起,他就不屑于像普通官员那样一步一迁、按部就班,而是立志要像管仲、诸葛亮那样一步登天,立抵卿相。

  在终南山等待玉真公主的日子,李白为尚未谋面的公主写诗,把公主尊称为玉真仙人,想象她修仙习道,行踪无定,如同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神秘莫测。

  李白眼巴巴地盼着玉真仙人驾临终南山,然而,一等数十天,玉真仙人毫无踪影。后来,他从看守别墅的仆人那里得知,事实上,玉真公主已经一两年没来过了。失望之余,李白隐约感到被张垍骗了,可他只能给张垍寄两首诗,含蓄地发发牢骚。张垍没有回应他。李白只好离开。“繁阴昼不开,空烟迷雨色”的终南山恍如梦魇。

  李白自称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与唐代其他诗人如杜甫、高适、李商隐、韩愈等人相比,李白的确更热衷山水。他的热衷山水,既有因好道而“五岳寻仙不辞远”的成分,也有发自内心对或雄奇或清幽的山水的喜爱,还有在面临失败与挫折时,企图借山水荡涤愁绪的醉翁之意。

  从终南山下来,李白去了长安周边的凤翔、坊州等地,在那一带漫游了一段时间。心情稍稍平复后,他重返长安。意外的是,许氏远亲避而不见,张说去世了,他也不便再去找张垍。

  幸亏在坊州时,王司马给了他一笔钱。靠这笔钱,李白在长安城继续花天酒地的生活——并且,大约干谒无门,这一时期,与他来往的多是斗鸡走狗的恶少。为此,他遭遇了北门之厄。

  北门之厄的具体情况,首次长安之游十几年后,李白在写给陆调的诗中有所透露。大概是李白得罪了一伙恶少,这些恶少聚众围攻李白。李白虽会剑术,然寡不敌众。正在危急时,陆调纵马奔来,把李白救走;旋又报告官府,为李白摆平这场祸事。

  经此波折,李白对长安更生失望——不仅对长安失望,甚至,对未来的人生也失望。他在《行路难》里感叹: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。”一方面,他安慰自己: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另一方面,他又仿佛看破红尘,心灰意冷:“且乐生前一杯酒,何须身后千载名?”李白的一生,常常就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之间纠结,如同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。

  731年暮春,失望的李白离开了长安。不过,他没回家——尽管在长安期间,他因思念许氏写过十来首诗——但是,他不想回家,也无颜回家。毕竟,在长安一无所获,他怕回家后面对那些关心他的亲朋旧识——无论是真关心的惋惜,还是假关心的幸灾乐祸。

  李白向东而行,经东都洛阳,折向东南而至宋城(河南商丘)。宋城有一座李白时代就已废弃数百年的巨型园林:梁园。关于梁园,还有一段题外话。十多年前,我在开封城南的禹王台公园寻访古吹台时,看到一座门坊,上书:梁园。开封不少地名,也冠以梁园或梁苑,如梁园小区、梁苑小学。甚至,就连一些当地的旅游资料上,也称梁园在开封,就在古吹台一带。

 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。梁园的修建始于西汉梁王刘武。刘武与汉景帝同父同母,甚受其母窦太后爱怜,地位尊贵。受封梁王后,建都睢阳,即商丘。梁王在世时,建造了一座方圆达300里的园林,称为东苑、兔园,后人称为梁园,或梁苑。梁王雅好文学,把一批大文人如司马相如、枚乘等招至麾下,出没于梁园。

  那么,梁园到底在开封还是在商丘呢?尽管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认为在开封,但更多迹象表明,梁园其实在商丘。因为,商丘才是梁国都城,而开封一带虽也属梁国,距王城却有100多公里。后人之所以把梁园附会在开封,很可能因为开封曾称大梁和汴梁吧?

  好古好游的李白一定想象过梁园的精致宏伟,然而到了故址一看,才发现亭台楼阁已随丝竹歌吹一同消失。池水干涸,古木幽森,他不由感叹繁华难再与人间荒谬:“昔人豪贵信陵君,今人耕种信陵坟”——即便信陵君这种名垂青史的人物,他的坟墓也沦为耕地。既然人生如此,世事如此,他只好“沉吟此事泪满衣,黄金买醉未能归”。其间的意绪,颇像古人目睹“古墓犁为田,松柏摧为薪”之无常,亦有“不如饮美酒,被服纨与素”之感叹。人生易老,世事无常,不如及时行乐,便成为李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。不过,斯时的李白还算年轻,还没有从失望走向绝望,因此在诗的结尾,他相信时机终会到来:“东山高卧时起来,欲济苍生未应晚。”

  颍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小镇,它虽无甚名气,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。从颍阳到登封,我一再向人打听颍阳山居和元丹丘,不过就像我预感的那样,没有人知道它和他。李白交游甚广,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。元丹丘乃职业道士,炼丹打坐,云游四海。有一种说法是,李白还在蜀中时,就与他相交。后来,李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,要么与他应约相见,要么与他不期而遇。至于嵩山附近的颍阳山居,那是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。

  在颍阳山居小住后,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阳,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。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地答应了。洛阳之行,李白与元演、崔宗之相识,并结为知交。聚会结束后,李白不得不回安陆——当他于733年回到安陆时,为期3年的一入长安终于告一段落。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大的梦想和激情,尤其是作为一个赘婿。一年多后,李白又一次上路了。

  这一次是应元演之邀游太原。其时,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尹。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会合。按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,唐时从洛阳到太原,大致经行今天的沁阳、晋城和长治等地。

  老城村是一座北方村落,公路两侧是民居,民居外是平原,青纱帐刚起来,碧绿一片。这座如今普通的村落,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,故而史料上称旧孟津。不过,如果向当地人问路的话,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旧孟津。

  老城村所属的镇子叫会盟镇,这个名字,来源于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时在此会盟诸侯。由老城村向北,几公里外,黄河日夜东流,大桥西侧,耸立着一座高塔,塔身竖列红色大字:黄河中下游分界标志塔。

  由标志塔上溯20公里,便是黄河的最后一道峡谷:小浪底峡谷。出此峡,黄河进入一马平川的下游地区。孟津因而被确认为黄河中下游分界线。孟津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的古老渡口。汉语里,津就是渡口的意思。那么,孟津古渡在哪里呢?主流说法认为,在老城村和小浪底之间的扣马村。

  扣马村这个奇怪的名字,据说是武王伐纣时,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拦住武王的马劝他休兵。村子里,我看到一座歪斜的老屋,一方石头上刻着“商夷齐扣马地”。当地人说,老屋是明清时的夷齐祠旧址。

  孟津古渡是洛阳通往北方的门户。李白不知道黄河中下游的分界,他只知道,要前往太原,必须先在孟津渡过恍似从天而来的黄河。

  扣马村外的黄河,平缓宽阔,河中形成了一道修长的沙洲。唐时,供人们过河的,不是船只是浮桥。当时,利用水中沙洲,建成了两道浮桥,并在沙洲及南北两岸筑有关城。维护浮桥计有水手250人、木工10人。严耕望认为它是“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”。

李白和元演经过孟津浮桥,由南而北,大约再步行两三天,便会看到官道如一条扭曲的长蛇,慢慢游进西北天际一列拔地而起的山脉中。

  那便是太行山。八百里太行呈东北-西南走向,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。有一年4月,我在南太行寻访一条名叫羊肠坂的古道。沁阳往北十多公里,通往晋城的公路进入了深山。当年,李白和元演就是从平原尽头的沁阳西北而行穿越南太行的。1000多年过去了,公路斗折蛇行,时而爬上半山,时而跌进山谷。太行山到处是坚硬的花岗岩石头,年久风化后,坚硬的石头缝里,钻出一棵棵连翘和桃树。淡黄的连翘花和粉红的桃花,给阴雨的下午带来了一点点春天的暖意。

  与残留的古道相比,曲折的公路依然显得平缓而宽阔。羊肠坂的得名,便是缘于古道崎岖缠绕,有如羊肠。

  查史料可知,羊肠坂虽只有短短几公里,却因扼京洛之咽喉,加之易守难攻,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据说,曹操的《苦寒行》就写于此:“北上太行山,艰哉何巍巍!羊肠坂诘屈,车轮为之摧。”很多年后,李白在写给元演的诗中,历数和元演在一起的旧时光,其中就有对当年行经羊肠坂的艰辛记忆:“五月相呼渡太行,摧轮不道羊肠苦。”

  北游太原时的李白,虽然仕途上一事无成,诗名却已遍及海内。元演的父亲元府尹对他的到来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。李白诗作表明,他在太原待了一年左右。其间,他和元演曾北游雁门关。更多时候,他们在太原周边载酒游荡,曾经多次前往太原南边的晋祠。

  晋祠的历史极为悠久,最初是为纪念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。晋祠里,一株斜着生长的古柏别具风姿——自周朝时被栽种于此,它已经在多少代人的注视下生长了2600年以上——即便李白时代,它也差不多有一千多岁了。可以肯定地说,李白和元演都见过它。只是,有可能,那时,它的身子不像现在这样歪斜。

  在太原,李白一度萌生了从军的念头。李白一直对自己的剑术颇为自负。他认为,如果从军,或许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将领,进而以立功边关的方式空降到官场,甚至博个封妻荫子。

  元演制止了他。元演告诉他,军营生活远不是他看到的那么浪漫与威风。他的父亲守边多年,早该调回内地,可因朝中无人,很可能就终老太原。元演的父亲如此,他手下军官的前途更加黯淡。

  李白是个激情四射的人,激情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既然从军也不会有光明前景,他便写诗批评军中的种种不公:“苦战功不赏,忠诚难可宣。谁怜李飞将?白首没三边。”

  一年多后的初秋,李白辞别元府尹。元府尹给了他丰厚的馈赠,银两之外,还有一匹五花马,一件千金裘。归往安陆途中,李白又一次拜访了老友元丹丘,并经元丹丘介绍,结识了新朋友岑勋。李白与元、岑二人痛饮之余,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《将进酒》。诗里,他不无得意地提到元府尹的厚赐: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,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

功名:

仰天大笑出门去

我辈岂是蓬蒿人

  李白又一次走进了巍峨的长安城。一入长安与二入长安之间,有12年的间隔。李白从30岁到了42岁。

  40岁前后两年,李白遭遇了颇多变故。人们常说哀乐中年,其实,以哀为主,以乐为辅。或者说,乐只是哀的海洋中耸立的一座座孤独的小岛而已。从太原归安陆后,李白罕见地在家待了一年。读书、写诗、饮酒成为这一年的日常。但一年似乎也是他能安静下来的时间极限,他很快就“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”,担心岁月流逝,马齿徒长而功名未就。毕竟,在人均寿命四五十岁的时代,年近不惑,实在是到了令人恐慌的年龄。

  38岁那年,李白做了一次行程万里的巡回干谒。他先后在南阳、颍阳、宋城、下邳、扬州、杭州、温州、荆州、襄阳等地,拜访了数十位大大小小的地方官,陪他们喝酒,为他们吟诗、作文,像一个恪尽职守的营销员,努力推销自己。

  所有的努力却一无所获——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,那就是回收了一场场大醉,以及一些或真或假的赞美。为此,李白愤愤不平地写诗:“空谒苍梧帝,徒寻溟海仙。已闻蓬海浅,岂见三桃圆”,他借用寻仙不遇的典故,讽刺朝廷广开才路之说不过空文虚言,根本不准备落到实处。

  39岁那年,李白作了父亲,他的女儿平阳出生了;41岁那年,他的儿子伯禽又出生了。

  不惑之年也是一个丧乱之年。这年,万里干谒归来的李白到襄阳拜访孟浩然——很可能要向这位老友倾诉一番苦水吧。到了孟家却惊闻噩耗:孟浩然竟于月前去世了。

  孟浩然死于友情和诗情。此前,他背上长了一种古人称为痈疽的毒疮——现代医学认为,这是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被葡萄球菌感染所致。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是得此病而死的。孟浩然的病原本在好转,不料,王昌龄来了。诗友相聚,免不了觥筹交错。要命的是,医嘱孟浩然不得食用河鲜,偏偏桌上有一道孟浩然最喜欢的汉水查头鳊。纵情之下,孟浩然忘了医嘱,大吃特吃。于是,悲剧了,“浪情宴谑,食鲜疾动”而终。

  如果说孟浩然之死让李白意外而伤感的话,那么,另一个人的死则直接改变了他的生活——李白结束了“酒隐安陆,蹉跎十年”的安陆岁月。这个人,就是许氏。许氏出身高门,自与李白婚后,聚少离多。当李白漫游天下时,她默默地守候于小城安陆。体弱多病的许氏去世后,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  许氏既死,李白再也没有留在许家的理由。对安陆这座小城,他大概也失去了继续居住的兴趣。李白搬迁了。目的地是山东鲁郡,即山东兖州。选择鲁郡,很可能是因为李白的一个堂叔和几个族亲都在那里做官。到了鲁郡,在族人帮助下,他在瑕丘(今济宁市兖州区)东门外筑了几间茅屋,购了几亩地,并先后与一个姓刘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留下姓氏的女子同居。后者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颇黎。种种蛛丝马迹表明,李白与刘氏在一起的时间很短,并且,最令李白愤怒的是,同居后,刘氏很快对李白由失望到绝望,竟然跟人私奔了。李白在诗里痛骂这个不识好歹的妇人:“彼妇人之猖狂,不如鹊之强强;彼妇人之淫昏,不如鹑之奔奔。”

  刘氏对李白的失望与绝望,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:首先是反感他无度饮酒。更大原因可能是眼见李白年过40,却连七品八品的小官都没捞着,不免渐渐从内心瞧不起他——奴婢眼里无英雄,奴婢眼里也无诗仙。

  郁郁寡欢中,李白去了一趟嵩山。那里,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元丹丘。今天,从兖州到嵩山,高速公路400多公里,驾车约5个小时,但在李白的唐朝,至少要耗费十几天。餐风露宿半个月,李白赶到颍阳山居,不是为了聚会,而是为了告别——他专程去为元丹丘送行。

  作为当时全国知名的道士,元丹丘新近接到朝廷要他赴京的诏令。从兖州到嵩山,甚至超过了从嵩山到长安,李白如此不辞辛苦地送行,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友情——这就好比有个上海的朋友要去北京,我竟然从成都赶到上海为他送行。

  李白在诗里透露了这次独特送行的目的:他希望元丹丘到京后,向朝廷举荐他。

  元丹丘果然不负厚望。次年秋,来自长安的使者送来了宣李白入朝的诏令——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,李白的狂喜可想而知。他一边杀鸡酌酒,一边痛骂离他而去的刘氏不长眼睛——此时,李白应该与鲁妇生活在一起。否则,李白出游时,谁来照料年幼的孩子?从他接到诏命后写给老婆孩子的那首诗看,他青春时期就浓烈的政治狂热竟一点也没消退,反而因突如其来的诏命而狂喜、而失态:

    白酒新熟山中归,黄鸡啄黍秋正肥。

    呼童烹鸡酌白酒,儿女嬉笑牵人衣。

    高歌取醉欲自慰,起舞落日争光辉。

    游说万乘苦不早,著鞭跨马涉远道。

    会稽愚妇轻买臣,余亦辞家西入秦。

    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
  无论什么时代,首都总是一个庄严的词语。它意味着宏伟的建筑,肥马轻裘的高官和从这里发往王朝每一寸版图的道道旨意。早春二月,燕子斜飞,它们轻盈的翅膀扇动了护城河边细长的柳丝,却扇不动城楼上那一排排卫士从不斜视的目光。

  1961年,经过4年多的发掘,一座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古城浮现在20世纪的阳光下。这座一梦千年的古城,承载的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大唐华章,它那庞大的规模表明,极盛时,这里的居民至少在200万以上。

  发掘证明:唐代长安城的周长有70多里,比今天的西安旧城(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)大5倍。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,其面积也仅和长安相差无几,长安却要早它好几百年。

  凝视专家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图,我发现这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棋盘:一条叫朱雀大街的大道笔直地从北到南,把长安城切成东西两部。朱雀大街的宽度,考古实测为155米,足以并行45辆马车。朱雀大街两侧各有5条平行大街,与14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垂直相交。每4条街道围合成一个居民里坊,里坊内部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切割成住宅区。然后是无数小一些的街道,它们也以笔直的线条硬朗地划过城市。白居易在描写长安时,用了这样的诗句:“百千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

  顾炎武感叹:“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,其城郭必皆宽广,街道必皆正直。廨舍之为唐旧创者,其基址必皆弘敞。宋以下所置,时弥近者制弥陋。”

  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,不仅是它余下的城郭宽广和街道方直那么简单,它更以这些外在的、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:中国历史上,曾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,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和宽容时代。学者周时奋对此总结说:“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,一种在物质充盈的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,一种无处不在的,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、繁荣和安全感。”

  印象派大师塞尚初到巴黎时曾放狠话,说他要以一只苹果征服这座骄傲而虚伪的城市。后来证明,他做到了。这座城市如今以他为荣。李白肯定也想过要用他的诗歌征服长安。第一次,他失败了;第二次,除了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向唐玄宗举荐外,他巨大的诗名已经海内共知。所以,他几乎算成功了。

  细数与李白有较多交往的朋友,论才气或名气,贺知章都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。若论爽快与真性情,贺知章却名列前茅。李白在长安等待圣上召见的日子没有白过,他结识了贺知章。唐朝最好酒的两个人相遇了,像两只酒瓮一样惺惺相惜,灵犀相通。

  贺知章生于公元659年,比李白大了42岁,相当于老师赵蕤和李白的差距。他不仅年龄大,社会地位也高,做过部长级的太子宾客和秘书监。他在朝50年,耳濡目染,长安这座大染缸般的名利场却没把他改变,他还是名士风流的真本色。这位热爱美酒和诗歌的长须老者首先是性情中人,然后是一流的酒鬼和诗人。

  李白与贺知章的交往时间不长,感情却很深。李白对贺知章所给予他的谪仙人的称号,既得意又感动。后来,当贺知章病逝于遥远的山阴,李白为他写了《对酒忆贺监二首》。序中,他不无动容地写道:“太子宾客贺公,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,呼余为谪仙人,因解金龟换酒为乐。怅然有怀,而作是诗。”

  纵情诗酒中,李白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接见。从有关记载看,唐玄宗接见时的讲话让李白激动不已,因为他的陛下如此平易近人。李阳冰在《草堂集序》中称,李白进入大殿后,李隆基不仅“降辇步迎,如见绮皓”,甚至“以七宝床赐食,御手调羹以饭之”,他像个文学青年似地拉着李白的手说:“卿是布衣,名为朕知,非素蓄道义,何以至此?”

  接下来的安排却令李白如遭当头闷棍——李白一辈子想的就是出将入相,像他的朋友杜甫说的那样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。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,只有做到高级官员才有可能。然而,李隆基给李白的身份却是翰林供奉。所谓翰林供奉不过是唐朝时养在内庭的一种级别很低的从官,只要有一才一艺——斗鸡养狗、写诗作画都算——就有可能授予这一头衔。严格地讲,它根本不算官,其地位和供皇帝解闷逗乐的侏儒小丑并没太大区别。

  李白的失望可想而知,其情其景,就好比你追求半世的女人终于请你夜半前往后花园赴约,没想到不是她接受了你的爱,而是要把你介绍给她家嫁不出去的老保姆。

  西安城的东部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公园,一汪碧水荡漾在蓝天丽日下,山上的高塔低树倒映湖中,这就是西安人熟知的兴庆宫公园。和众多仅供游人憩息的公园不同,兴庆宫公园大有来头——它建在大唐兴庆宫遗址上。那汪面积并不大的湖,它的前身据说是兴庆宫中有名的龙池。李世民、武则天、李隆基,这一个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,他们的身影也曾像今天的市民一样出没于夹岸的柳荫下,细雨中的涟漪同样见证过他们的锦瑟年华。

  兴庆宫栽种了许多牡丹。周敦颐说“自李唐来,世人甚爱牡丹”,可见花开富贵的牡丹是唐人至爱。这年春天,兴庆宫中的牡丹开得又大又艳,兴致勃勃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赏花饮酒。助兴的是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率领的宫中乐队。一时间丝竹如云,清歌如雨。唱得欢快时,唐玄宗忽然摆手叫停。如此良辰美景,他不想再听陈词老调,于是下旨去请最近供奉翰林的李白来写几首新词。

    李白没有描绘牡丹的美丽与春天的美好,甚至也没有借景抒情歌颂唐玄宗的盛世,他只赞美女人——唐玄宗一生中最宠爱的杨贵妃:

    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
    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
  一个纵横江湖的剑客,一个举杯邀明月的酒鬼,一个横空出世的诗人,一个以大鹏自况的幻想家,没想到一下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帮闲的御用文人。

  坦率地说,这些遵命文字依然有才华得光芒力透纸背,依然像李白的其他作品那样可圈可点。可一旦联想到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皇权对文学的强暴,总让人产生某种难以释怀的辛酸。文人要想安身立命,难免写点遵命文学,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的软肋。

  二入长安,前后3年,近2000个日子如同那件日益破烂的客袍,缓慢而又固执地旧了。

翰林供奉位置尴尬,地位低下。这不是李白要的,更不是李白的理想。李白之前1000余年,孔夫子说过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的气话——如果不能在人间实现我的理想,那我就坐上大船漂流到海上去做个世外逸民吧。

3年的张望与待诏,3年的酒局与饭局,3年的烟花与落拓,当长安酒肆中的胡姬们大抵识得这位“眸子炯然,哆如饿虎”的相公时,李白打算像孔子那样离开。再不离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——虽然离开也是另一种痛苦的折磨。对这位一生只有在奔走中才能感受到自由呼吸的诗人来说,李白听到了闲居的日子里,关节发出“吱吱吱”生锈的声音。

天下最宽阔的街道集中在这里,天下最宏伟的园林集中在这里,天下最热闹的市井集中在这里,天下最显赫的官员集中在这里,天下最妩媚的女子集中在这里……这就是长安,李白即将告别的长安。

  之前,他已经意兴萧索地送一个友人离开,那就是忘年交贺知章。天宝三年(公元744年),贺知章告老还乡,李白深情难舍,以《送贺宾客归越》赠别——送一个80多岁的老者前往3000里外的故乡,既是生离,也是死别:

    镜湖流水漾清波,狂客归舟逸兴多。

    山阴道士如相见,应写黄庭换白鹅。

江湖:

飞蓬各自远,且尽手中杯

  大师与大师的相逢,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红晕。

  在我看来,漫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,共有3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: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,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,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。一次是1167年,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栻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,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,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。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年夏天,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。两只托起唐诗天空的手在洛阳相握,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,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。

  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,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,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,从长安到洛阳,他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根本排解;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知,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,他苦闷的心境才如同冰山一样,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。

  文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动物。把他们单个地放入人群,他们往往会以近乎抱残守缺的方式小心呵护自己,一旦把他们集合在一起,他们的情绪就会因彼此的刺激和鼓动,变得格外昂扬外露。大师也不例外。

  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。这一年,李白44岁,杜甫33岁。

  即使满打满算,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也非常短暂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,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年初夏,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,时间只有一年多,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,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,他们只是偶尔相遇。

  友谊是一种奇怪的东西,大师的友谊则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。按照文人相轻的定势,两个大师就像两只个性刚烈的刺猬,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互相伤害。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,某些大师之间确乎存在真挚感人的友谊——比如席勒与歌德,福楼拜与莫泊桑,比如我正在说的李白与杜甫。

 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,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。无端地,如果让我为他们二人造像,那么李白身材修长,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貌仙风;杜甫面容清瘦,双眉紧锁,目光内敛,嘴角紧抿,像在努力克制内心世界的忧愤百集。

  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,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。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,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,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施明长夜的烛光,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欣交集的人生。

  有论者以为,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不平等的友谊,理由是杜甫写过10首以上的诗寄赠或怀念李白,李白却很少回报杜甫的深情。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友谊量化了,好像馈赠诗歌的多少直接和友谊的深厚成正比,从而忘记了李白有着不拘小节的长兄性格。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有酒盈樽的日子,日后仍然会反复在李白心里中游荡,如这首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便是李白的深情流露:

  我来竟何事?高卧沙丘城。

  城边有古树,日夕连秋声。

  鲁酒不可醉,齐歌空复情。

  思君若汶水,浩荡寄南征。

  随即加入李杜友谊圈的是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诗人,即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。高适字达夫,又字仲武,其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。《唐才子传》称他“少性拓落,不拘小节,耻预常科,隐迹博徒,才名便远”。年轻时,他宁肯混迹于赌徒中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,没想到这么一干,名气却更大了。高适后来做过名将哥舒翰的幕僚,因缘际会,出任蜀州、彭州等地刺史,官终左散骑常侍,封渤海县侯,仕途甚为得意,以至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说:“有唐以来,诗人之达者,唯适而已。”

  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,那就是与杜甫相比,高适的性格更接近李白,但真正被李白放到了心灵深处的却是沉默少言,显得有些迂腐的杜甫——高适当然也是李白的朋友,只不过就像山峰有高低一样,友谊也有轻重。

  粗略梳理一下杂乱无章的史料,大致可以为李白与杜甫的漫游画一个粗线条的纪要:

  天宝三年初夏,李杜初逢于洛阳。几场剧饮后,二人分手。不久,两人再次相遇,尔后在商丘一带遇到高适,三人一起漫游梁宋。

  天宝四年春天,三人同游齐州,也就是今天的济南,受到北海太守李邕的热情接待——他就是李白青年时干谒过的渝州刺史。说起往事,李邕一再致歉。

  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市。

  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,再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市,曾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。七朝古都,南北通衢,北宋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……这些都是它的曾经。但是,千古繁华余一梦,换了人间。而今,这座灰白的城市并不比周围其他城市多一些亮色——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,它在历史上曾经“比你阔多了”。

  禹王台是开封城里众多古迹中的一个,它还有另一个略显古怪的名字:吹台。相传春秋时期,晋国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,名叫师旷。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,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一样隆起的一座土丘。久而久之,人们把这里叫做吹台,一直沿用到今。

  师旷太久远,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李白有关——李白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,和李白一起给予了吹台乃至开封无上荣光的,还有李白的朋友杜甫和高适。

  《唐才子传》高适条目下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如是说:“尝过汴州,与李白、杜甫会,酒酣登吹台,慷慨悲歌,临风怀古,人莫测也。”看来,当时世人眼里,李、杜、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,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,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——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,常人往往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。

  吹台却是幸运的,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,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,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另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庭。

  李白、杜甫,还要加上一个高适,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,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、文字之交。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他求,像源自深山的清泉,因纯洁而熠熠生辉。

  所以有不少后人为此感动。三贤祠便是感动的产物——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伯温有感于李、杜、高同游吹台的事迹,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(公元1517年)的小院,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。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庙宇里,诗人们也赢得了一席之地。

  高适告辞后,李白和杜甫继续漫游,二人一同拜访一位姓范的隐士,并兴致勃勃地写了同一题材的作品。此后,两人分手。过了不久,却在饭颗山头有过一次偶遇,为此李白作《戏赠杜甫》:“饭颗山头逢杜甫,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,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杜甫亦以《赠李白》作答:“秋来相顾尚飘蓬,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饮狂歌空度日,飞扬跋扈为谁雄?”

  石门山位于曲阜东北,公路延伸到山麓时,路旁立着一块巨石,上面是红色的舒体大字:石门山。作为一个地方性旅游景区,石门山并不算知名——当然,如果你知道据说孔子就在这里撰写《易经·系辞》的话,或许会对这座主峰也不到400米的小山肃然起敬。

  那一年,漫游、剧谈和狂饮是李、杜的常态,但这种基于诗酒的友谊即将画上句号:天宝四年深秋,分手的时候到了。此前一年多,他们也经常分别,但因为都居住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,那种分别只能算暂别,就好比同城居住的朋友,每一次聚会后同样要分手,可没人把它当作分别。只有当同城的朋友迁往异地他乡时,才猛然觉悟到相聚的日子真要戛然而止了。

  在石门山,唐诗天空最明亮的两颗恒星斗酒别离,杜甫后来的诗说他们是“渭北春天树,江东日暮云”,意指他将前往西北定居,如同春天的古树;李白将漫游东南,好似日暮的浮云。

 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·斯通说,“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”。诚哉斯言。对于告别的悲怆与隐痛,任何艺术表达终究苍白无力。石门一别,两位大师都写下了关于友谊和怀念的略带伤感的诗篇,这些诗篇见证了他们诗酒欢娱的日子,也预示着此后将隔着茫茫世事和迢迢烟水空寄思念,如李白的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:

  醉别复几日,登临遍池台。

  何时石门路,重有金樽开。

  秋波落泗水,海色明徂徕。

  飞蓬各自远,且尽手中杯。

  在石门山,李、杜以一场酒告别——尽管他们认为,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杯子碰到一起。但事实上,从那以后,他们天各一方,只能在有限的梦里相见。

  石门一别,李白和杜甫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在交通极为艰难,也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古代,回忆和祝福就是我们的祖先思念亲朋时可以依凭的可怜的办法。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将在以后的岁月里,一次次地回想起李白,回想起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书剑飘零的流金岁月。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朋友的诗,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,首推写李白者。多年以后,杜甫在历经了“朝叩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”的人世辛酸后,头发花白了,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。这时,他再一次想到了分别多年的李白。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,诗题就叫《不见》,题下则注“近无李白消息”:

  不见李生久,佯狂真可哀。

  世人皆欲杀,吾意独怜才。

  敏捷诗千首,飘零酒一杯。

  匡山读书处,头白好归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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